疫情下的“在场与缺席”——探究东京奥运会新技术下的“无观众在场”

【摘要】：研究目的:2020年,新冠疫情的出现,一下子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作为国家身份的象征——体育赛事,其情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奥运赛事的举办也更是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今,东京奥运会的"无观众在场"更是为观众的参与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以疫情下体育赛事的不确定性为切入点,探究东京奥运会视域下观众的在场与缺席,为日后体育赛事的举办带来启发,为研究新媒体技术在体育赛事中的应用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截止投稿时,以"东京奥运会"为关键词检索出的知网相关文献为1058篇,以"疫情下的体育赛事"为关键词检索出的知网相关文献共0篇,以"无观众在场"为关键词检索出的文献共0篇。由此可见,"无观众在场"是东京奥运会开创的一个先河。研究结果:作为一个国家最隆重的的体育盛事,奥运会不仅仅是运动健儿们运动技能的角斗场,更是展现竞技表演能力的高光舞台,因此,人们通常会将运动员或者说是精英运动员看做是奥运会的主体,认为运动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观众。其实不然,作为一项兼备体育严肃性与表演可围观性的大型赛事,奥运会的高潮应该由观众与竞技者共同缔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由于疫情缘故,东京奥运会无在场观众,赛事无法面世,高潮就无法呈现,为此,东京奥运决定采用VR、AR等新媒体技术,想要通过具身传播来为观众打造"在场体验"。其实早在2018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就提出了"身体"在传播中的地位以及身体与新媒介的关系,这也为新闻与传播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我国学者刘海龙和孙玮认为:"只有将自身重新放置到当前的智能主体世界中才能重建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联系。[1]VR、AR等技术的出现刚好弥补了身体的"缺席",新型在场技术充分的将人类的肉体与精神相糅合——电脑屏幕一侧出现的是用以表现的身体,而再现的身体则是通过语言和符号被标记在了电子环境中,生理边界的突破与技术的耦合,开创了"具身传播"的新时代。"具身"既是我们像周围世界的"外化",也是周围世界像我们的"内化",人类将智慧注入到技术里,技术则延伸了人类的智慧,正在悄无声息的重构身体,建构人机协同的新媒体时代。技术能够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可却无法提供在场的实时反馈,要知道反馈在传播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后做出的各种反应,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不管哪种反馈对于传播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缺少了在场观众的泛大众存在,就等于失去了反馈,奥运会就成为了一种内卷式的比赛,运动员孤立存在,运动赛事就演变成了运动员的一种自赏行为、一种回归母体的自恋表现,运动员理想化的身份就无法被凸显。再者,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写道"人们都是为在他人心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形象而表演,一个人一旦介入了他人的存在,就会考虑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戏剧论其实就是印象管理——一种掩饰策略,只有在他人面前,人们才会充分展现自己理想化的形象,隐藏自己的欠缺,因此,用戏剧类比生活,剧本、舞台、表演者与观众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了他人的存在,运动员的身份无法确认,意义也无法显现,致使在特定场域下运动员的精神残缺不全。研究结论:当奥运赛事的观众由"线下"转为"线上"在场时,运动员在特定的的竞技场域空间中身份变得多元化,不仅仅是竞技者也是展演者,不仅仅是民族志视角下的"浪子"、"游侠",更是国家荣誉的"集合体",角色的互嵌与多元身份符码的生成也使得运动员情感链接方式发生了新的转向。新技术虽然打破了现实的空间隔离,通过虚拟过渡将观众与赛事连接了起来,实现了信息接力与线上的集体欢腾,成为了所谓的打破缺席的"利器",但这种欢腾是短暂的、是突发的、是可变的,因而,特殊的体育情境使得"共情、共景、共述"的机制被打破,人机协同的新媒体时代下,数字身份与自然身份的交互融合,让生理的肉体是否有必要真实的存在于竞技等问题成为接下来学术思考的焦点。